1951年6月中旬，由于志愿军各部队，尤其是傅崇碧率领的第63军和秦基伟指挥的第15军坚决抵抗，“联合国军”的进攻在付出超过8万人伤亡后，被成功阻挡在铁原以北地区。此时，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五次战役已经结束。双方以中朝联军和“联合国军”为主力，虽然战争双方均付出了惨重的代价，但都未能彻底实现各自的战略目标。
自1950年11月中旬与志愿军爆发正面冲突以来，“联合国军”因麦克阿瑟和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将军的自负和轻敌，遭受了重大损失。前三次战役中，美军被打得狼狈不堪，从鸭绿江边一路溃退到三八线以南地区。随后在第四、第五次战役中，双方你来我往，战况胶着，互有胜负。新任第八集团军司令李奇微将军凭借其精明的判断，发现志愿军后勤保障存在严重短板，成功稳住了即将溃败的“联合国军”阵脚。
1951年4月，李奇微接替麦克阿瑟成为“联合国军”总司令，他着手整顿远东美军情报系统，力求提供更为精准和有价值的情报。说到东京那帮情报官员，在朝鲜战争初期的表现堪称灾难，甚至间接导致了麦克阿瑟的严重失败。
战争刚爆发时，这些情报人员过于乐观，向上级报告称东北的中国军队约有30万人，其中12.5万人部署在鸭绿江边，他们估计即使中国出兵干涉，也只会派出5至6万人。美军情报机关完全不愿承认志愿军可能一次性调动20多万人的大规模兵团入朝，仍试图让麦克阿瑟相信中国人只是为了阻击“联合国军”的追击，很快就会撤回鸭绿江以北。
展开剩余83%11月2日，麦克阿瑟的首席情报官查尔斯·威洛比将军向华盛顿提交情报，声称大约有1.65万名中共士兵进入朝鲜北部，然而实际入朝的中国军队数量是这个数字的十倍以上。威洛比自信满满地对杜鲁门及军方高层吹嘘说，中国军队入朝主要出于“爱面子”的传统，不愿长时间与“联合国军”对峙，而只是想在关键时刻帮扶北朝鲜，控制鸭绿江边的“缓冲地带”，掩护北朝鲜政府转移到中国东北成立流亡政府。
然而，仅一天后，威洛比就改口称大约有3.4万名中国士兵已经入朝，并警告中国军队可能随时发动大规模反攻。事实上，威洛比及其部下一直未能掌握志愿军的真实兵力，11月11日，他们又宣称入朝志愿军约7.7万人，不到“联合国军”前线兵力的三分之一。
基于这种错误的兵力估计，麦克阿瑟下令沃克将军指挥的第1军和第9军，以及阿尔蒙德将军的第10军齐头并进，誓要彻底消灭中国军队。然而，实际情况是，当时入朝的志愿军总兵力已达38万人。在第二次战役前的志愿军司令部会议上，参谋长解方掌握的数据显示：东线志愿军约15万人，对抗敌军9万人，兵力优势1.66倍；西线志愿军约23万人，对抗敌军13万人，优势1.75倍。由此可见，志愿军的情报远比“联合国军”准确。
“联合国军”对朝鲜人民军兵力的估计同样不准确。10月30日，麦克阿瑟的新闻发言人声称朝鲜人民军剩余兵力仅3.6万人，且包括南方游击队。到了11月4日，估计增加为“金日成手下的12个师和5个独立大队”，这一数字波动之大甚至引发美国国内媒体嘲讽，批评远东美军情报如同魔术般变幻无常。
美军轻敌冒进的后果很快显现，在志愿军第二次战役中遭遇分割包围。麦克阿瑟终于意识到情况严重，因为对面交手的并非少量部队，少量兵力不可能如此强悍。11月29日，“联合国军”西线开始全线撤退，东线第10军则被志愿军第9兵团重重包围，经历了朝鲜战争中“最寒冷的冬天”。
此时，“联合国军”的情报机构惊慌失措，公布了令华盛顿震惊的数字：“联合国军”面对的敌军总数为1350506人。这一数字看似详尽，包含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所有军队总兵力，但实际上他们甚至连志愿军的部队番号都分不清，误将其称为“第3军、第4军”。
威洛比等情报官员拙劣的表现引来美国媒体的口诛笔伐，记者嘲讽说：“即使是人口调查局也无法做到如此精准……或许他们发明了一种秘密装置，像纽约地铁旋转门一样，敌军通过时能逐个清点人数。”
到了1950年12月中旬，前线美军指挥官已无人信任威洛比的报告，他们一致认为最明智的策略就是向南撤退。经过多次惨痛尝试，李奇微终于认清自己手下情报官的无能，决定将情报搜集工作交给第一线的第八集团军情报处。
然而，讽刺的是，第八集团军的情报人员对敌情仍知之甚少。1951年7月底，他们向李奇微报告称：“共产党军队在朝鲜的总兵力为459200人”，其中志愿军约248100人，剩余为朝鲜人民军。志愿军共有14个军，每军兵力介于8500至29000人之间。
但事实上，1951年6月第20兵团入朝后，志愿军在朝兵力已增至17个军，加上特种兵部队，总人数超过100万，是美军预估的四倍以上。报告对朝鲜人民军兵力的估计偏差较小，当时人民军兵力已恢复至约28万人，比美军估计多出30%。
报告中最令人惊讶的分析在于：理论上，朝鲜境内共产党军队的指挥权属于以金日成为首的联合司令部，北朝鲜和中国军官担任参谋工作。但实际上，敌军的作战活动主要由中国方面彭德怀将军指挥，这是美军唯一搞清楚的事实。同时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位于沈阳，联合司令部更像是情报交换和信息中心。中国方面明确直接从沈阳接收命令。
尽管朝鲜战争已经打了一年多，人民志愿军入朝已半年多，甚至美军对志愿军司令部进行了多轮空袭，但美军依然没能查清志愿军司令部的准确位置。美军飞行员或许曾向上级汇报发现“类似中国军队指挥部”的地点，但美军总部始终不相信这就是志愿军总司令部。
美军按照自己的标准理解敌军指挥体制：第八集团军司令部设在汉城，“联合国军”总部设在东京，因此他们认为中朝联军的前线司令部可以设在朝鲜，但总部一定在中国境内远离前方。实际上，彭德怀在志愿军大部队入朝前，已秘密越过鸭绿江，是第一位进入朝鲜的志愿军将领。
彭德怀入朝当天，甚至与一支南朝鲜部队擦肩而过，“联合国军”完全未曾察觉这位中国最高指挥官已悄然进入朝鲜。干部亲自深入前线指挥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自建军以来的优良传统，也是“联合国军”无法理解的战略思想。
如果美国人知道，一位统帅能冒着巨大风险，亲自到距离前线仅数十至百公里的地方指挥数十万乃至百万大军，这在他们看来简直是疯狂之举。更难以接受的是，这样一位高级指挥官竟然愿意在阴暗潮湿、闷热、需要点燃蜡烛的矿洞中调度作战。
相比之下，“联合国军”最高司令李奇微，在担任第八集团军司令时虽曾常驻汉城靠前指挥，但升任总司令后，头盔上的星星由三颗增至四颗，他便鲜少亲临前线。
此外，面对志愿军那种神出鬼没、极具攻击性的战术，美军自己也难以接受高级指挥官在前线遇难或被俘的风险。轻敌大意、情报粗糙且脱离实际的过度自信，成为“联合国军”尽管在海军、空军、装备和后勤等多方面具备优势，却仍未能赢得朝鲜战争的关键原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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